焦作位于太行山南麓，是华北地区不可多得的富水区，境内河流众多，拥有充裕的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自古就是沟通大半个中国的水上运输中枢。其所辖今沁阳、孟州、博爱、温县、武陟、修武等市县境内交汇着黄河、洛河、沁河、丹河、卫河、汴水等自然河流与历代开凿的人工运河，发达的水路漕运几千年来一直为各地经济文化交流提供着便利的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焦作地区在内的中原一带黄河水系的航运已有所发展。据《尚书·禹贡》记载，当时各地进献给大禹的贡赋多“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浮于淮泗，达于河”，就是指江海一带的贡赋要由长江口出海，然后由淮河进入泗水，再由泗水通向黄河。可见，在大禹时期，已形成以黄河为中心的主要天然河道水运交通路线，可以经黄河通向全国许多地方。

东汉时期，洛阳至郑州间的黄河两岸（包括今焦作地区）成为沟通中国南北水运的中心枢纽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迫切需要利用水路运输军队、粮草，黄河南北两岸先后开凿了不少人工运河，航运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从公元605年起，隋朝耗时多年，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兴修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隋朝大运河全长2700余公里，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连接，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至北京。流经今焦作地区的是永济渠河段。据《隋书·炀帝记》记载：“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区西南隅）。”由此可知，焦作境内的沁河是大运河北段永济渠的源头，而永济渠的渠首就在今焦作地区武陟县境内。

永济渠是在曹魏旧渠的基础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建成的。其路线一部分引沁水往南与黄河贯通，一部分凿通沁水上游东北流，通过长明沟（即后来的小丹河、运粮河）、吴泽陂（在今河南省获嘉县境内），与清水相连，经汲县，流到宿胥故渎（今卫辉市小河口）， “又立淇门以通河东北行”（《初学记》卷六），往下又与白沟相接，得九河之故道，从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临河（今浚县东）、内黄、魏（今河北省大名西）、馆陶、永济、临清、清河、武城、长河（今山东省德州）、东光、南皮、清池（今沧县东南）等地，至今天津附近，再西北行，最后到达涿郡所在地蓟城（今北京城区西南隅），全长约1000公里。据《元和郡县志·永济县下》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两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隋氏修之，因名‘永济渠’。”

大运河的开挖，不全是重新开凿，大部分属于疏浚、拓宽、修整等。它给南北水运带来很大的便利，促进了南北、东西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水运史上的重要篇章。

唐、宋两代对大运河继续进行疏浚整修。唐时浚河培堤筑岸，以利漕运。将自晋以来在运河上兴建的通航堰埭，相继改建为既能调节运河通航水深，又能使漕船往返通过的单插板门船闸。宋时将运河土岸改建为石驳岸纤道，并改单插板门船闸为有上下闸门的复式插板门船闸（现代船闸的雏形），使船舶能安全过闸。运河的通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晚唐诗人皮日休这样评价大运河：“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北宋时，黄河改道，隋唐大运河上源与沁水隔绝，永济渠渠首改为淇水入黄河处。当时焦作的陶瓷和煤炭，都是通过大运河运往全国各地的。

明朝周梦旸编撰在《水部备考》中记载：“沁水一支，自武陟小原村东北，由红荆口（今获嘉县红荆嘴）经卫辉府，凡六十里，入卫河。昔隋炀帝引沁水北通涿郡，盖即此地也。”也证明了大运河永济渠的渠首就在焦作。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黄河、沁河的多次改道，大运河在焦作地区的路线也发生过较大的改变，由博爱经武陟和修武境内向东连通卫河的运粮河，一直到解放初期仍具有航运价值。古代著名的引丹济卫水利工程九道堰，沁阳的沁河码头，博爱的蒋沟、界沟码头，武陟木栾店码头，修武东关码头等，均为隋唐大运河沿用至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历史遗迹。

大运河的开凿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地势，总体上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所以绝大多数的河流是由东向西或由北向南流的，而大运河开凿的目的，则是要从地势较低的南方地区向地势较高的北方地区运输物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要逆自然的地理形势开凿。其工程技术要求之难，涉及问题之多，可以想见。

永济渠的通流其南一段利用了曹操当年开凿的白沟，北一段利用了也是曹操开凿的平掳渠。其工程最重要的地方是在南头和北头。先看南头“引沁水南达于河”及流入白沟的这一段。沁水南来过沁阳故城，在武德（今武陟）入黄河，需要设置蓄水水柜，水缺时放水，水大时放入水柜，调节水量，引沁济清，会淇水，使其顺利入白沟北流。再看北头，“北达涿郡”的这一段。永济渠在天津西入海河，这里是所谓著名的“九河下梢地段”。“永济渠在天津地区西溯拒马河，而在信安取桑干河水道到达今丰台地区。丰台附近有桑干河故渎，”，“便可直达蓟城城南”（《中国运河史》）。实为古代的“南水北调工程”！